火车到站时已经入夜了。

陈建国推着自行车往家走，背包里那个档案袋随着颠簸一下下硌着他的背。他想起方主任说的话，心里沉甸甸的。

到家时母亲还没睡，端出碗热汤面：“锅里温着呢，快吃。”

父亲披着棉袄出来，坐在他对面点起烟袋：“省里咋样？”

“说了该说的话。”陈建国放下碗，“还接了个任务。”

他拿出档案袋放在桌上。父亲摸了摸纸面，没打开：“要写东西？”

“嗯，写份报告，说真话的报告。”

烟雾在煤油灯光里盘旋。“写吧。”父亲吸了口烟，“该写就写。”

第二天，新招的村民开始清理村东头那五十亩盐碱地。狗剩现在是技术组长了，带着十二个人干活。

“建国哥，这地真能种蘑菇？”狗剩擦着汗问。

“慢慢改。”陈建国蹲下抓了把土，“先试五亩。”

晚上，陈建国开始写报告。

他把煤油灯拧亮，摊开笔记本和那份提纲。问题都很尖锐：“地方干部如何设卡？”“税费征收有哪些问题？”

笔在纸上悬了很久，他才写下标题。

第一个晚上只写了三页半。写写停停，涂涂改改。有些话写上去又划掉——太尖锐了。有些事想写，但得隐去人名地名。

凌晨一点多，父亲端来碗鸡蛋汤。

“不好写？”

“嗯。”陈建国揉着眼睛，“说轻了没用，说重了怕惹麻烦。”

父亲抽了口烟：“你就写，如果政策是阳光，为什么照不到背阴处？”

陈建国愣住了。

“阳光好的地方谁都看得见。”父亲磕掉烟灰，“背阴的地方，得有人指出来。”

第二天，陈建国开始走访。

他骑自行车去三十里外的王家沟。王老三的养鸡场在村西头，竹竿搭的棚子，两百多只鸡。

“跃进蘑菇！听说过！”王老三递过烟。

聊到养鸡顺不顺利，王老三苦笑。他从木箱里拿出个铁盒子，里面是一沓皱巴巴的票据。

“三天两头来人。畜牧站的、防疫站的、工商的、税务的……”他一张张翻看，“这个要办证，那个要交费。”

动物防疫合格证工本费两块。畜禽养殖登记费五块。个体工商户管理费每月十块，定额收。

还有几张罚款单。一张“卫生不达标，罚款十五元”，另一张“擅自扩大养殖规模，罚款二十元”。

“我从一百只扩大到两百只，没重新报批。”王老三叹气，“报批就得送礼。我算算，不如认罚。”

陈建国拿出相机：“这些票据，我能拍一下吗？”

王老三犹豫了：“你拍这个干啥？”

“写材料反映情况。”陈建国看着他，“放心，不写您名字，就用‘某养鸡户’。”

王老三盯着他看了很久。“行吧。”

闪光灯在昏暗的鸡棚里一次次亮起。

半个月里，陈建国跑了四个县，看了十二个个体户。养鸡的、种菜的、做豆腐的、开小饭馆的……每个人的故事不一样，但困境相似：证件多，收费杂，罚款随意，办事得送礼。

在最后一个县，他差点被发现。

那是个做粉条的小作坊。老板姓李，正聊着工商收费的事，门外响起摩托车声。一个穿制服的工商干部进来了。

“老李，这个月管理费……”干部看见陈建国，“这是？”

“跃进大队的，来学做粉条技术。”陈建国合上笔记本。

“学技术？”干部打量他，“带本子记啥呢？”

陈建国翻开本子，指着画的粉条流程图：“您看，晾晒环节李老板有独到方法。”

干部瞥了一眼，没再说什么。

那天晚上在招待所，陈建国给方主任写信说了情况。回信很简短：“谨慎行事，安全第一。”

走访结束，真正的写作开始了。

陈建国把自己关在屋里，煤油灯常常亮到后半夜。三个笔记本摊在桌上，还有冲洗出来的照片——他在县照相馆自己冲的，暗房里红色的安全灯下，那些票据的影像慢慢浮现。

写作比走访更折磨人。

第一个困境是选择。十二个案例，只能选最典型的。他挑了八个，每个行业一个。

第二个困境是表述。问题太尖锐，怎么写才有力量又不被定性为“攻击”？他决定用最朴实的语言，只说事实。

他在稿纸上写：“案例三：某县粉条作坊，月营业额约300元。工商管理费定额每月15元，占比5%。而根据省里文件，管理费应按营业额的0.5%-1.5%收取。该作坊实际缴费比例是规定上限的三倍以上。”

写到这里他停了笔。“某县”要不要写具体？写了可能惹祸；不写力度不够。犹豫再三，他加了句：“该县工商局解释是‘便于管理’。”

第三个困境是建议。他列出十条：简化审批、公开收费、限制重复检查……写完后自己看着都心惊。每一条都在动某些人的奶酪。

最难写的是根源分析。稿纸废了十几张。最终他写下：

“调研发现，中央和省里的政策是好的。但基层执行中常出现变形。变形原因主要有二：一是有些干部思想还没转过来；二是有些部门把管理权变成了‘创收权’。”

写到这里他停笔良久。这段话可能得罪一大批人。

窗外的天色开始发白。

他深吸一口气，继续写下去。

报告结构清晰起来：

第一部分：活力与希望。写那些成功的个体户。

第二部分：阻力与变形。八大案例，十大类问题。

第三部分：根源分析。

第四部分：具体建议。

最后一个凌晨，他写完了结尾：

“改革开放是民心所向。但好政策需要好的执行，需要清除障碍。这些障碍不除，改革的阳光就照不进背阴处。”

写完最后一个**，笔从手中滑落。

报告总共八十七页。他用针线装订成册，装进新档案袋。

他看着这叠稿纸，忽然想到，这些字可能比蘑菇本身更重。蘑菇喂饱肚子，这些字想喂饱的是公平和希望。

第二天，他去邮局寄出第一部分材料。

“这是啥？”工作人员问。

“技术资料，省农科院要的。”

“平信八分，挂号两毛。”

“挂号。”

档案袋被扔进邮袋时，陈建国有种奇怪的感觉——像是把一部分自己寄走了。

等待的日子开始了。

起初一切如常。示范基地在扩建，父亲试验出新配方，狗剩能独立调配培养料。

但一周后，变化来了。

县税务局来了两个人，“年度例行检查”，查账目。查了两天，没查出问题。

接着信用社说贴息贷款“暂缓审批”。

然后是谣言。村里有人说闲话：“陈建国在省里乱说话，得罪领导了。”“他那蘑菇基地欠一屁股债，快撑不住了。”最后变成：“陈建国要被抓了，大棚要充公。”

母亲急得嘴角起泡。弟弟放学回家，眼睛红红的：“学校有人问我哥是不是要坐牢。”

那天晚上，陈建国去了梁书记家。

梁书记正在看文件。“我知道。”他放下老花镜，“税务局去了，信用社卡了，闲话也传了。坐吧。”

“梁书记，我……”

“你那份报告寄出去了？”

“寄了第一部分。”

梁书记点点头，从文件堆里抽出一份红头文件：“这个，我让办公室加了一条。”他指着其中一段，“‘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名义对专业户进行重复检查、随意罚款’。明天发到各公社。”

“我做得对？”

“对。”梁书记看着他，“但你要有准备。你动的是一张网。网破了，蜘蛛会急。”

“那我该怎么做？”

“该种蘑菇种蘑菇，该带徒弟带徒弟。”梁书记弹掉烟灰，“你只要踏踏实实做事，不给人抓把柄，我就有理由保护你。”

从梁书记家出来，陈建国心里踏实了些。

又过了一周，方主任来电话了。电话打到县城邮局，老韩骑车来村里喊他。他蹬车赶到邮局，气喘吁吁拿起话筒。

“小陈，报告收到了。”

“方主任……”

“第一部分写得很好，很扎实。第二部分什么时候寄？”

“这两天就寄。”

“好。”方主任顿了顿，“但情况有变化。报告被省里某位领导看到了，震动不小。现在有两派意见：一派认为揭露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；另一派认为这是夸大困难，否定成绩。”

“那报告……”

“暂不公开，但作为‘内部参考’送省委主要领导。”方主任说，“这是目前最好的结果。你要有心理准备，可能会有些反弹。”

“已经开始有了。”
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

“保护好自己。”方主任最后说，“改革是场持久战。”

挂断电话，陈建国在邮局门口站了很久。

回家后的第三天，他收到一封信。

没有落款，信封是普通牛皮纸，邮戳是省城。拆开，里面只有一张剪报，从省报上剪下来的。文章标题是：《正确认识改革中的主流与支流》。

文章很长，核心意思是：改革成绩是主要的，问题是支流；要看到光明面，不要夸大困难；个别典型取得成绩就居功自傲，传播负能量，这是错误的……

文章不点名，但每句话都像针。

剪报边缘，有人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，很潦草：

“有人要对号入座了。小心。”

陈建国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。

然后他站起来，走到炭盆边。用火钳拨开炭灰，露出底下暗红的炭火。划着火柴。

火苗在指尖跳动。

他把剪报凑到火苗上。纸张边缘卷曲起来，变黄，变黑，火舌吞噬了那些铅印的字，吞噬了那行铅笔小字。

父亲推门进来，看见炭盆里的灰烬。

“起风了？”父亲问。

“嗯。”陈建国说，“要变天了。”

窗外，乌云从西北方向压过来。风穿过窗缝，发出呜呜的声响。

1983年的冬天，来得格外早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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