郑经回到台湾半年后，问题开始冒头了。

头三个月还好，中央的援助到了——五万石米、十万两银、五十门新炮，还有二十船布匹、药材、农具。安平城开了三个粥厂，南台湾的旱情缓解了，百姓都说归附好。

但第四个月起，麻烦来了。

那天郑经在王府办公——现在叫“台湾行政长官府”了，牌子是新换的。陈永华拿着一叠文书进来，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。

“长官，这个月又有七份辞呈。”他把文书放桌上，“都是县衙的主簿、典史，说干不下去了。”

郑经拿起一看，辞呈写得客气，但意思明白：明朝那套制度，在华国治下行不通了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郑经问。

“简单说，就是两套规矩打架。”陈永华坐下，“比如收税。咱们还是按明朝的税法，田赋、丁银、杂捐，林林总总二十多种。可华国那边就两种：田税、商税，简单明白。商人们现在都抱怨，说同样的货，在台湾交的税比在华国多三成。”

“再比如审案。”陈永华接着说，“咱们还是县官升堂，打板子、上夹棍。华国那边已经设了法院，有律师，讲证据。上个月有个商人，在台湾被县官打了三十板子，跑到厦门一告，华国法院说咱们‘滥用刑讯’，把案子驳回来了。”

郑经揉揉太阳穴：“还有呢？”

“还有军队。”刘国轩正好进来，接话道，“水师现在发两份饷：一份是咱们按明朝旧制发的，一份是中央按华国新军制补的。可新军制要求整编，咱们这些老部下……很多人不愿穿华国军装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觉得丢人。”刘国轩叹气，“王老三，您记得吧？跟了国姓爷二十年的老兵，现在让他把辫子剪了——他不干，说这是‘背主’。我说现在没主了，都是华国军人，他听不懂。”

郑经沉默。他知道问题在哪了：台湾现在是华国的一部分，却还穿着明朝的衣裳。这衣裳已经破了，补都补不上。

更大的麻烦在冯锡范那儿。

冯锡范被软禁在城西一座宅子里，不大，但干净。郑经仁厚，没苛待他，每月还给二十两银子的用度。可这老臣不消停，整天写诗作文，骂杨振华“篡逆”，骂郑经“不孝”，还托人往外传。

传着传着，就传出了一股暗流。

那天郑经去视察新建的学堂——是华国援助建的，叫“台湾第一小学”，免费收学生，教国语、算学、地理。还没到学堂门口，就见一群人围着，吵吵嚷嚷。

“不能建！”一个老头挥舞拐杖，“这是冯大人的祠堂！拆了祠堂建学堂，伤天害理！”

“什么冯大人？”一个年轻书生反驳，“冯锡范是叛逆，朝廷没杀他就不错了！这地现在是官地，建学堂怎么了？”

“就是！”旁边农妇帮腔，“建学堂多好，我家娃能认字了。冯大人？冯大人给过我们一粒米吗？”

两拨人吵得不可开交。郑经远远看着，没上前。他知道那老头——林德的堂兄，也是遗老。这些人不甘心，借着冯锡范的名头，想阻挠改革。

回去的路上，陈永华低声说：“长官，这么下去不行。台湾现在像一锅夹生饭，上面看着熟了，底下还是生的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

“得改制度。”陈永华说，“但慢慢改，不能急。我有个想法……”

正说着，亲兵来报：华国派的人到了。

来的是黄宗羲。

老先生六十多了，头发全白，但精神矍铄。他穿一身灰布长衫，背个书箱，像个赶考的老秀才。郑经亲自到码头接他——黄宗羲的名声他知道，这是江南大儒，华国国策院的首席顾问。

“黄先生一路辛苦。”郑经拱手。

“不辛苦，不辛苦。”黄宗羲笑呵呵，“早想来台湾看看了。当年国姓爷收复台湾，老朽在浙东听闻，还写了首诗呢。”

接到府里，奉上茶。黄宗羲不绕弯子：“杨总统派我来，是当个顾问。台湾怎么改，你们定，我只提建议。一条原则：不折腾百姓，不流血。”

郑经心里一松：“先生有何高见？”

黄宗羲从书箱里取出几本书，都是他的手稿。“台湾的问题，其实和前明一样：制度僵了，人心散了。要改，得从根上改，但不能硬改。老朽琢磨了个‘三年渐进法’，你们听听。”

他说的方案，确实温和：

第一，设台湾议会。议员一半由各县推选，一半由郑经任命。议会不掌实权，只议事，让各方声音都有处说。

第二，推行华元，但旧币还能用三年。三年内，两个钱都能花，慢慢替换。

第三，土地改革。先从冯锡范等叛逆的土地开始，没收，分给无地农民。其他地主的土地不动，但减租减息。

第四，建学校，推行国语。但不禁闽南话，学堂里两种话都教。

“这样改，”黄宗羲说，“反对的人少，百姓得实惠。等三年后，新制度习惯了，再进一步。”

郑经和陈永华对视一眼，都点头。这法子好，不激化矛盾。

改革就这么开始了。

议会设在了原郑氏家庙——地方大，庄严。第一次开会那天，热闹极了。来的有乡绅、商人、农会代表，还有几个原郑氏旧部。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不习惯。

黄宗羲主持，先说规矩：“各位，议会就是说话的地方。有什么意见，尽管说，说错了不治罪。”

开始没人敢说。后来一个商人站起来，小心翼翼：“那个……税能不能少点？现在税太多，生意难做。”

一开了头，就收不住了。农人说租子高，士兵说饷银少，读书人说科举该不该废……吵吵嚷嚷，像菜市场。

郑经坐在旁边听，心里不是滋味。以前在王府，他说什么就是什么。现在得听这些人七嘴八舌，烦。

但听着听着，他听出门道了——这些人说的，都是实际问题。税确实重，租确实高，当兵的确实苦。以前这些声音传不到他耳朵里，现在都摊在桌面上了。

第一次议会开了三天，定了三条：减三成杂税，地租不得超过收成的四成，军饷按华国标准发。

消息传出去，百姓叫好。

钱币改革麻烦些。

华元是新铸的银元，圆圆的，上面有杨振华头像。台湾用的还是碎银、铜钱，还有郑氏自己铸的“永历通宝”。两种钱一起用，乱套了。

市集上常吵架：“你这米多少钱？”

“一斗三百文。”

“三百文是旧钱还是华元？”

“旧钱。”

“那我用华元付，多少？”

“……二百八十文。”

“为什么便宜了？”

“华元好啊，成色足。”

小贩们脑袋灵，自己搞出个汇率：一两银子换八百文旧钱，换一块二华元。可这汇率天天变，今天一两换一块二，明天换一块一，搞得买卖双方都糊涂。

陈永华想了个办法：在四个城门设兑换点，官府定死汇率，一两银子换一块华元，换八百文旧钱。差价官府补。

这招管用。百姓看官府收旧钱，不亏，就愿意换。半年下来，市面上一半是华元了。

最难的还是土地改革。

冯锡范在台湾有三千亩地，都在台南肥沃处。没收那天，郑经亲自去。地里庄稼正绿，佃农们在锄草，见官府人来，都跪下了。

“起来，都起来。”郑经说，“这地，以后是你们的了。每户分十亩，地契官府给。”

佃农们愣了，不信。一个老农哆嗦着问：“长官……真、真给？”

“真给。”郑经拿出地契，“按手印，地就是你的了。”

老农按了手印，捧着地契，手直抖。突然，他跪下来，朝北磕头：“杨总统万岁……郑长官万岁……”

郑经赶紧扶他，心里酸酸的。父亲当年想“耕者有其田”，没做成。现在他做成了，用的却是华国的名义。

其他地主见状，有的主动减租，有的偷偷卖地。土地改革没动刀兵，静悄悄就推开了。

学堂建了十二所。

国语课最有趣。老先生用官话念：“天、地、人。”孩子们跟着念，闽南腔重，念成“天、地、棱”。哄堂大笑。

但孩子们学得快。三个月，就能用官话说“先生好”“谢谢”“再见”了。回家还教父母：“阿爸，吃饭叫‘用膳’。”

“用你个鬼膳，吃饭就吃饭！”

家长笑骂，但心里高兴——孩子认字了，将来有出息。

三年过渡期，就这么过去了。回头看，台湾变了样：议会每月开，百姓敢说话了；华元通用了，买卖方便了；无地农民少了，学堂多了。虽然还有问题——旧部安置还没完全解决，一些遗老还在嘀咕——但大体上，平稳。

那天黄宗羲要回武昌了。郑经送他上船，深深一躬：“谢先生。这三年，您辛苦了。”

黄宗羲扶他：“郑长官，台湾这锅夹生饭，现在熟了。往后，就看你们怎么把它做得更香了。”

船开了。郑经站在码头上，看着台湾的新貌——港口有新船，岸上有新厂，田里有新绿。父亲若在天有灵，应该会欣慰吧。

台湾，真的回家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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