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靠在椅背上，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着。吕连群这个意见，和我想的差不多。既要依法办事，又要顾全大局；既要讲原则，又要讲方法。

平衡，还是需要平衡！

“连群，你的意思我明白了。”我说，“我估计方云英或者马定凯，可能啊回去找你，不过有句话我得说在前头。人，可以放，但罚，不能少。你提醒的很对啊，上次西街村苗树根那帮人闹事，一人罚了五千，现在还有人蹲在里面。这次马家抬着空棺材来闹，性质更恶劣。要是轻轻放过，以后谁还怕？法治的严肃性还要不要？”

吕连群点点头：“李书记说得对。一碗水要端平。苗东方可是说的很认真，说西街村的事处理得重，马家的事要是处理得轻，村里的群众会有议论，李书记，我也觉得苗县长人家说的，多少还是有些道理。”

这话说得在理。我想起苗东方当天汇报挨了两巴掌，这事要是不处理好，确实寒了干事人的心。

“那就这么定。”我坐直身子，“人，按程序放。罚，按标准来。上次西街村闹事是什么标准，这次就什么标准。另外，保证书要写清楚，再闹，就不是罚款这么简单了。这话，你亲自去跟家属说透。”

“好，我明白。”吕连群应下，在笔记本上记了几笔。

当然，处理一个家庭妇女，只是面上的工作，具体的还是要回到中心工作上来。

“马广德家属的事啊，只是一个小插曲，这事，还是要盯住关键的目标。”我看着他，“马广才和马广德贪污这事，你怎么看？”

吕连群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，身体微微前倾：“李书记，有些情况，我早就想跟您汇报。这次马家闹事，表面看是家属情绪激动，但细想，没那么简单。”

“你说。”

“第一啊，我觉得时间点太巧了。”吕连群说，“您之前的话提醒了我，马广德刚查出来几百万，他就他娘的死了？这确实太巧了。第二，方式太极端了。抬棺材堵门，这是农村闹丧事最狠的手段，一般人家想不出来。第三，我看刘翠一个普通妇女，没这个胆量，也没这个见识。”

他停下来，看着我：“背后，恐怕有人指点。”

这倒是和我的思路是不谋而合的，但是确确实实桑塔纳里又有一个面目全非的尸体，这也是不争的事实。我问。“你觉得是谁？”

吕连群犹豫了一下，才说：“李书记，这话我本不该说。但根据现场观察和事后了解，马定凯副书记，很有可能就是他攒动这事。”

办公室里安静下来。窗外的光线又偏斜了些，在水泥地上投出长长的影子。

“有证据吗？”我问。

吕连群摇摇头：“没有直接证据。但现场，马定凯的表现很反常。他表面劝和，实际在给马家递话。特别是刘翠情急之下说了句‘大侄子你说咋办？’，虽然马上改口，但很说明问题。而且，我侧面了解了一下，马定凯前天晚上去过马家，待了将近两个小时。”

我沉默着。这些情况，我也有所耳闻，县里也有干部，向我汇报了这个事情。

马定凯是马家人，又是县委副书记，他去马家，倒也是情理之中。

虽然高度怀疑马广德死有些问题，也猜测出了马定凯在这里面可能出谋划策。但是需要证据。

“连群，现在关键是证据啊，如果坐实马定凯有吃里扒外的嫌疑，我可以去市委找于书记。”我缓缓开口，“但目前没有证据，马定凯同志是县委副书记，常务副县长，说话做事要有分寸。咱们作为领导干部，更要讲政治、顾大局。怀疑归怀疑，但处理要慎重。”

“我明白。”吕连群点头，“所以这事，我一直压在手里，没往外说。但李书记，有些苗头，得注意。马定凯对县长之位有想法，这大家都知道。这次马家闹事，如果真是他在背后推动，那性质就严重了。这不是简单的家族纠纷，这是干扰县委工作，破坏发展大局。”

他说得很重，但也在理。我站起身，走到窗前。院子里，那几棵梧桐树的叶子在微风里轻轻晃动，发出沙沙的响声。

“连群，这样。”我转过身，“马定凯的事，你多留意，但不要声张，不要调查。观察为主，掌握情况。有什么异常，及时向我汇报。但记住，没证据之前，他就是县委副书记，该尊重尊重，该配合配合。团结是大局，不能因为怀疑就搞内耗。”

“好，我心里有数。”吕连群说。

我走回办公桌后坐下又说道：“还是回归到马广德身上，这个事家里搜出这么多现金这个事你怎么看？”

吕连群愣了一下，随即摇头：“首先啊，马广德死了，家属抬棺材来闹，应该把尸体放在里面，增加威慑力。抬个空棺材来，不合常理，除非！”

“除非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除非尸体不在他们手里。”吕连群说，“或者说，他们根本就没打算真闹，只是做做样子，给咱们施加压力。空棺材轻，抬着方便，闹完了也好收场。真要是装了尸体，那分量，那忌讳，就不是那么简单了。”

我听着，心里多了一份启示，是啊，为什么不带着尸体来。不在他们手里？

“你的意思是他们手里没有尸体？不对吧，桑塔纳里不是有一个，难道没交给他们？”

吕连群道：“李书记啊，这个肯定交给他们了嘛！”

我心里那点疑惑越来越重。马广德的死，太蹊跷了。车祸，烧得面目全非，身份靠半张身份证辨认。家属哭天抢地，抬棺材闹事，却是口空棺材。这中间，会不会有什么隐情？但尸体，尸体横在那里就打断了所有的思路。

“连群，马广才的案子，要抓紧。”我坐回椅子上，“他是突破口。只要能撬开他的嘴，很多事就能查清楚。”

吕连群苦笑：“李书记，这个我知道。孟伟江他们一直在审，但进展不大。马广才知道马广德死了，很多事死无对证，所以咬死不松口。他偷棉花的事，人赃俱获，他只认这一次，也说自己第一次干，工人嘛我们也问了，今年以来棉纺厂也基本上半停产状态，不少都是临时拉来打零工的，有几个常客，但显然有了准备，问什么都说是第一次，最为关键的。但问到以前的，问到马广德，问到棉纺厂的账，他就装傻，说自己就是个跑运输的，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
“态度怎么样？”

“刚开始很硬，后来听说马广德死了，情绪低落，但嘴更紧了。他知道，马广德一死，很多事就断了线。就拿偷棉花来说，虽然查实他从棉纺厂运输车上偷，但只能认定这一次。以前的，他说没有，我们没证据。”

我听着，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。这确实是难题。办案要讲证据，没有证据，再大的嫌疑也是白搭。马广德死了，很多线索就断了。马广才咬死不开口，案子就僵在那里。

“不过李书记，”吕连群忽然说，“有件事我一直想不通。”

“你说。”

“马广德家里搜出那些钱，两三百万。可马广才偷棉花，就算干了几年，能挣这么多？我算过账，一辆车一次偷个几百斤，一年下来金额不小。他干了三四年，撑死了百十万。可马广德家里有两百万。这钱哪来的？”

我心头一动。这个问题，我也想过。

“你的意思也是，马广才手里应该还有钱？”我问。

“按常理推断，应该是。”吕连群说，“兄弟俩合伙搞钱，不可能全放在一个人手里。马广德是厂长，负责安排车、打掩护；马广才是运输队长，负责具体操作。挣了钱，怎么也得对半分。可现在马广德家里搜出两百万，马广才那边一点没搜到。这不合理。”

他又摸出烟来，继续说：“除非马广才把钱藏起来了，或者……转移了。可我们查了他所有账户，查了他家，都没发现大额资金。”

我想了想，说：“你说的有道理啊，马广德家里那两百万，肯定不全是从棉花上来的。”我说，“棉纺厂这些年，进原料、卖产品、搞基建，有多少环节？马广德当了这么多年厂长，要捞钱，路子多了去了。棉花只是一条线。”

吕连群眼睛一亮：“李书记，您是说……他俩各整各的。”

“我是说，马广才偷棉花，马广德在厂里搞别的。”我缓缓说，“两条线，各挣各的钱。所以马广德家里有钱，马广才手里也应该有钱。可现在马广才手里没钱，只有一个可能：他把钱藏得太深，我们没找到。如今啊，他清楚，马广德一死，这事就不好再往下查了。这个时候，他肯定坚决不认，认的多了，最后人财两空不说，还会牢底坐穿的。”

吕连群沉思着，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说：“李书记，知道了，深挖细查吧。”

“所以案子不能急。”我说，“要慢慢挖。马广才现在是唯一知情人，撬开他的嘴是关键。但他也知道自己是关键，所以更不会轻易开口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”吕连群说，“回去我跟孟伟江说，调整审讯思路。必要时候，能不能上手段？”

吕连群问了这话，才觉得这事不能够请示，马上说道：“李书记，我知道怎么办了，您放心，这事我去办！”

我又嘱咐道：“对了，放人的事，你亲自去办。见了刘翠，可以透个话，就说方主席来说情了，县委考虑到实际情况，从轻处理罚款五千。这话怎么说，你把握分寸。”

吕连群领会了：“李书记，我懂。既让她知道方主席出了力，也让她知道县委的底线。罚款的事，我会让孟伟江按规定办，该多少是多少，一分不能少。”

“好，你去吧。”我摆摆手。

砖窑总厂厂长办公室的窗户关着，王铁军人胖，所以怕热，屋里开着电扇，王铁军穿着件汗衫，坐在办公桌后面。

桌子是七十年代的老式三屉桌，上面放着算盘和电话，别无他物。

副厂长刘刚和办公室主任魏从军坐在对面，两人都没说话。

刘刚五十出头，瘦高个，是砖窑厂的老人，跟了王铁军十几年。魏从军年轻些，三十不到，中专毕业分到厂里，在办公室干了七八年，人活络，会办事，两人都是王铁军在砖窑厂的心腹爱将。

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走，三个人抽着烟。

“厂长，这事……您是不是再考虑考虑。”刘刚先开口，知道这事必须劝下来。

王铁军没抬头，眼睛盯着桌上那份分工调整方案。那是昨天支委会上没通过的方案，上面有黄子修签的“不同意”三个字，字写得整齐，笔画很硬。

“考虑什么？”王铁军哼了一声，“他爱去找谁找谁，人家是县委书记派来的，是支部书记，是常务副厂长。我一个厂长，说话不顶用了!县委大不了把我枪毙嘛。”

“厂长，话不能这么说。”刘刚往前欠了欠身，“黄书记是县委派的，这不假。可砖窑厂是您一手带起来的，这么多年，没您，哪有砖窑厂的今天？这个，全厂上下都认。”

他看看王铁军的脸色，又说：“可话说回来，黄书记到底是县委派来的干部。县委派他来，就有县委的用意。咱们要是硬顶，闹僵了，对谁都没好处。”

“我怕他？”王铁军抬起头，盯着刘刚，“我在砖窑厂干了二十年，从烧窑工干到厂长，什么阵仗没见过？他一个城关镇的副镇长，才来几天，就想动我的盘子？”

然后抬起手道：“你去问问县委，他们敢不敢？管上千人的大厂，他以为是闹着玩的？”

“厂长，不是怕不怕的事。”魏从军接话，语气恭敬，“是值不值。黄书记要管财务，就让他管呗。财务科那些人，哪个不是您提起来的？他指挥得动？再说了，账上的事，复杂得很。他要看，就让他看去。看明白了，是他本事；看不明白，那是他能力不到。”

王铁军没说话，掏出烟，刘刚赶紧凑过去给他点上。王铁军深深吸了一口，烟在屋里散开。

“从军说得在理。”刘刚趁势说，“厂长，现在县里对咱们厂是什么态度，您也清楚。苗东方在棉纺厂搞改革，动静不小。李朝阳书记在全县大会上讲，国有企业要改制，要搞活。这时候，咱们要是跟黄书记硬顶，闹到县委去，李书记会怎么想？”

他把烟灰缸往王铁军面前推了推：“要我说，黄书记要管财务，就让他管。咱们不但让他管，还把难管的事都交给他管。他不是有本事吗？让他试试。”

王铁军弹弹烟灰，抬眼看他：“怎么说？”

刘刚笑了，笑容里有点东西：“厂长，咱们厂这些年，外头欠的账可不少。县里各个单位拉砖打的白条，一摞一摞的。这些账，这么多年都要不回来。现在黄书记要管财务，正好，把这些陈年老账都给他。他要能要回来，那是给厂里立功；要不回来，那是他没本事。到时候，您再说话，不就硬气了？”

王铁军眼睛眯了眯，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。魏从军见状，马上接话：“厂长，刘厂长这主意好。那些白条，最早的有七十年代的，欠账的都是县里的单位，有的单位都撤了，人都找不着了。黄书记要真去要账，那是得罪人的事；要不去要，那是工作没干好。怎么都难办。”

屋里又静下来。窗外的太阳升高了些，阳光斜射进来，照在水泥地上，明晃晃的。远处砖窑传来机器声，闷闷的，像夏天的远雷。

过了好一阵，王铁军把烟头摁进烟灰缸。抬眼看着办公室主任魏从军说道：“从军，你出去给我拿包烟，就在车上，我跟刘厂长说点事。”他说。

魏从军会意，这是领导有话要说了，站起来：“厂长，我马上去拿。”

他顺便拎起暖水瓶，轻手轻脚退出去，带上了门。

屋里只剩王铁军和刘刚。王铁军转过身，看着刘刚：“老刘，你跟我说实话，这事，你是不是觉得我该让一步？”

刘刚也站起来，走到王铁军旁边，声音压低：“厂长，不是让步，是以退为进。现在县里的形势您也瞧见了，李朝阳书记是动真格的。棉纺厂马广德，说免就免了；他兄弟马广才，说抓就抓了。咱们砖窑厂虽然效益还行，也经不起折腾。”

他停了一下，继续说：“黄子修是李书记从城关镇调过来的，是李书记看重的人。咱们跟他硬顶，就是跟李书记硬顶。真闹到那一步，县委一纸文件，把您调走，让黄子修当厂长，您怎么办？您这二十年打下的基础，不就全没了？”

王铁军脸色动了动，没吭声。

“所以啊，厂长，该忍的时候得忍。”刘刚声音更低了，“把那些白条给他，让他去要账。他要得回来，厂里受益；要不回来，他自己也知道难处。到时候，他自然就明白，在砖窑厂干事，没您支持，寸步难行。这不比硬顶强？”

王铁军盯着窗外看了很久，远处的烟囱冒着黑烟，在蓝天底下格外扎眼。他想起孙家恩，想起那些没处理干净的事，心里有点不踏实。

“行，就照你说的办。”他终于开口，“你去，把会计叫来，把那些白条都理出来。要最早最难的，越多越好。”

“厂长，您放心，我知道怎么做。”刘刚说。

“还有，”王铁军走回办公桌后，“你跟我去一趟黄子修办公室。话，我来说。面子，咱们给足。”

黄子修在办公室里看文件，是砖窑厂去年的生产报表。数字密密麻麻，看得他头疼。也已经约好，下午去见组织部部长邓文东。

他知道王铁军在防着他，财务科的人也在应付他。支委会上的一幕，让他很是被动，只有去找组织寻求帮助。

正想着，有人敲门。

“请进。”

门开了，王铁军和刘刚一前一后走进来。黄子修一愣，但自己毕竟年轻，虽然搞不清楚两人来是什么目的，还是赶紧站起来打了招呼：“王厂长，刘厂长。”

王铁军脸上带着比哭还难看的笑，是那种硬挤出来的，颇为不自然。

刘刚跟在后面，手里捧着个牛皮纸档案盒，盒子很旧，边角都磨毛了。

“黄书记，忙呢？”王铁军在沙发上坐下，指了指对面的椅子，“坐，坐，别站着啊。”

黄子修赔笑了两声，坐下，心里直打鼓。王铁军主动来找他，还这么客气，不对劲。

“黄书记，昨天的事啊，我想了想，是我冲动了啊。”王铁军开口，语气很诚恳，“你是县委派来的干部，是支部书记，常务副厂长啊，要了解厂里情况，这是应该的。我啊总觉得你年轻了，怕你身上的担子太重，但是啊，砖窑厂迟早都是你们的嘛，我该大胆放手，不该拦着，更不该说那些气话。这个，我给你赔个不是。”

黄子修更懵了。王铁军给他赔不是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？

“王厂长，您言重了。”伸手不打笑脸人，他赶紧说，“我也有不对的地方。刚来，情况不熟，工作方法可能有点急。您是老同志，老厂长，我还要多向您学习。”

“互相学习，互相学习啊。”王铁军摆摆手，从口袋里掏出烟，递给黄子修一根。黄子修接过，刘刚马上凑过来给两人点上。

“黄书记啊，你是年轻干部，有文化，有想法，这是好事。”王铁军吸了口烟，慢慢说，“砖窑厂是老厂，问题多，困难多，需要你们这样的年轻干部来推动。你想管财务，我支持。不但支持，还要全力支持。”

他对刘刚使了个眼色。刘刚马上把那个牛皮纸档案盒放到茶几上，打开。

里面是厚厚一沓泛黄的纸，有的边角都碎了，用浆糊粘着。最上面一张，纸已经脆了，字迹模糊，但还能看出是欠条。

“这是……”黄子修看着那些纸，心里咯噔一下。

“这是咱们厂这些年的外欠账。”王铁军叹了口气，表情沉重，“黄书记，不瞒你说，你分管财务工作的事，我们都支持，我呀也要搞好传帮带，砖窑厂看着红火，可账上没钱。为什么？钱都在外头欠着。这些，都是县里各个单位、乡镇、企业拉砖打的白条。有的欠了十几年，有的欠了二十几年。我水平有限，能力一般是要不回来啊。不过你们年轻同志，有思路有办法，也有县委的支持。”

他拿起最上面那张欠条，小心地展开：“你看这张，1970年，县革委会拉的砖，三十万匹，建家属院。当时说是先拉砖，后结账。可这一后，就后到现在。县革委会早没了，签字的当时的周书记，去年死的，但这笔账应该划到县委政府头上。”

黄子修接过那张欠条，手有点抖。纸是那种老式的信纸，已经黄得发黑，上面的字是用蓝色复写纸写的，有些字已经晕开了。落款是“东原地区曹河县革命委员会”，公章盖得模糊，但还能看清。

1970年。那时候他还在上小学。这账，欠了二十三年了。

“还有这些。”刘刚又从盒子里拿出一摞，一张一张摊在茶几上，“这是1975年，城关公社修食堂拉的砖，二十万匹。”

黄子修搓了搓脸，说道：“刘厂长？城关公社？也就是城关镇的食堂？城关镇没食堂啊？”

王铁军夹着烟，一脸愁容：“哎呀，这些欠条，我都不知道，那个时候我还在窑上干苦力，不过里面有些道道我知道，有的领导，表面上啊是以单位的名义打的白条，实际上啊是给自己修房子了。”

刘刚拿着这白条看了一眼道：“城关公社这一张我都有印象，但是确实是领导拉回家修房子去了，前几年我还去要过，不过镇上的领导说了，这砖是公社拉的，要去找公社。”

说罢一拍自己大腿：“公社都他娘的不在了，我去找谁？不过黄书记，你现在抓财务，又是城关镇的领导，你去应该能要回来。而且当时砖很便宜，算下来，其实也没多少钱！”

黄子修拿起欠条，看着城关公社的模糊印章。心里一阵发怵，他在城关镇管过财务，知道这些账城关镇是不可能认的。

刘刚则继续翻：“这是1978年，县一中盖教学楼拉的砖，一百五匹；这是1982年，县医院扩建拉的砖，三十八万匹……”

欠条一张接一张，铺满了整个茶几。纸色从深黄到浅黄，字迹从模糊到清晰，时间从七十年代跨到九十年代。欠账的单位五花八门：县政府、各乡镇、中小学、卫生院、供销社、粮管所、派出所甚至还有市里的单位……

黄子修看着这些欠条，脑子里空空的。他大致扫了一眼，至少上百张。每张欠条上都有数量，有金额，加起来是个天文数字。

“王厂长，这些……这些都要不回来？”他声音有点干。

“不是啊，子修啊，我们肯定还是要回来了一大部分，每年啊我的任务都是去要账！”王铁军苦笑，“但是剩下这些，怎么要？欠账的都是有权有势的公家单位了，拉出来一个咱们就得求人办事，你去要账啊今天这个领导在，说还；明天换领导了，不认账了。有的单位撤了，有的单位合并了，人都找不着了。好话说尽，腿跑断啊，可要不回来啊。”

他站起身，走到黄子修身边，又递过去一支烟：“黄书记，你是县委派来的干部，有水平，有能力。这些账，要是你能要回来，那就是给厂里立了大功。咱们厂的利润，翻几番都不止。到时候，厂里有钱了，工人的工资能涨，设备能更新，发展就有希望了。”

他看看黄子修：“这个担子，我交给你。财务你管，账你也要。”

接着露出一嘴黄牙，笑着道：“咱们可不能只要权力，不要责任啊。要回来，我去县委给你请功；要不回来，也没人怪你。怎么样？”

黄子修张了张嘴，想说点什么，可嗓子像被什么堵住了，出不了声。他看着满茶几的欠条，看着那些泛黄的纸，那些模糊的字迹，那些跨越了二十多年的债。

他终于明白王铁军今天为什么来找他，为什么赔不是，为什么这么“支持”他工作。

这不是支持，是坑。一个大坑，一个填不满的坑。

“王厂长，我……”他艰难地开口。

“黄书记，别急，慢慢来。”王铁军又拍拍他的肩膀，转身往外走，“这些账，你先看着。有什么需要，随时找我。刘厂长，你这样，把厂里那辆吉普车调给书记用，要账不能只要嘴，起码也得用上腿。”

刘刚跟着王铁军往外走，到门口，回头看了黄子修一眼，眼神复杂。

门关上了。办公室里只剩黄子修一个人，和满茶几的欠条。

他坐在沙发上，一动不动。

他拿起最上面那张，1970年县革委会的欠条。纸很脆，他不敢用力，怕一碰就碎。上面的字迹还能认出：“今欠曹河县砖窑总厂青砖三十万匹，用于县革委会家属院建设。欠款单位：东原地区曹河县革命委员会。经手人：王建国。1970年5月4日。”

王建国。这个人还在吗？在哪？县革委会早就没了，家属院还在吗？这账，找谁要？

他又拿起下面一张，1975年城关镇的欠条。再下面，1978年县一中的，1982年县医院的，1985年西河乡的……

一张一张，一年一年，像一部砖窑厂的债务史，也像一部曹河县的建设史。这些砖，建了路，盖了楼，修了学校，扩了医院。可钱，没人给。

黄子修靠在沙发上，闭上眼睛。脑子里闪过陆东坡昨晚的话：“在砖窑厂，先求稳，再求进……有些事，能不管就别管，睁只眼闭只眼，对谁都好。”

他当时不服，觉得陆东坡太保守。现在他明白了，陆东坡说的对啊。王铁军这一手，太狠了。

他把这些陈年老账、烂账、死账都交给他，明面上是支持他工作，实际上是把他架在火上烤。要账，得罪全县各单位；不要账，工作没干好。左右都不是人。

而且，王铁军算准了，这些账根本要不回来。二十多年的账，单位撤的撤，并的并，人走的走，死的死。有的欠条上，经手人名字他听都没听过。

慢慢的他拿起电话打给了陆东坡说明情况，最后有气无力的说了句：“领导，你说这个该怎么办！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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